中国社会科学院景天魁教授《群学与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讲座成功举办

7月4日下午2点，人文社科学部“和合论坛”（第28期）于外语楼208成功举办。此次讲座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景天魁教授主讲，人文学部40余位师生参与本次讲座。

讲座伊始，景天魁教授分享了自己做群学研究的缘起。1999年春节，费孝通先生赠予景天魁教授《从实求知录》一书，在这本书中，费老多次提到拉德克利夫·布朗教授20世纪30年代到燕京大学讲学时的重要论断：“中国在战国时代已由荀子开创了（社会学）这门学科。”同时费老也表示，“我很想好好研究荀子，但我已年老，这只能作为我的希望留给新的一代了”。这些话给了景天魁教授很大的震撼——“早在读书（上学）的时候我就知道荀子是哲学家，那么怎么理解、或者怎么证明荀子是社会学家呢？”

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从1999年费老赠书予景老师直至2014年，景教授用了15年的时间思考这个问题。景教授认为，这是一个涉及到中国社会学的大问题，是一个如何看待中国和西方社会学关系的问题，非常有必要对此进行深入研究。

事实上，早在清末民初、西方社会学初传入中国的时候，就有不少有识之士明确地指出：荀子的群学就相当于西方的社会学。1891年，康有为在广州万木草堂开讲群学之时最早做出了这一论断；在这之后，严复在译介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时，将“sociology”译为了“群学”并被当时的学术界普遍接受，包括后来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及其继任校长蒋梦麟、以及李大钊先生也都在著作中提到“群学”——在西方社会学传入中国的最初的二三十年内，“中国的群学即社会学”这一论断为当时的先进知识分子普遍认同。

那么从什么时候开始，“社会学”取代了中国的“群学”概念？景天魁教授指出，在20世纪初的文化殖民过程中，“社会学是舶来品”这一说法充斥在中国的学术界；1948年孙本文出版的《当代中国社会学》一书更是明确否认“中国本有社会学”，然而事实上他这一论断根本没有经过论证。就是这一未经论证的说法，一直延续至今，影响了整个中国社会学对学科发展根源和历史的认知。

为了“从实求知”，景天魁教授花了二十多年的时间来思考和证明群学就是社会学。2014年，景天魁教授连续两次在南开大学和武汉科技大学的会议中论述了作为中国社会学根本问题的古今中西问题；之后带领团队先后完成了《中国社会学：起源与绵延》和《中国社会学史》六卷11册巨著，并分别于2017年和2020年被评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成果。在这些努力之下，景老师用群学的概念体系和命题体系有力地证明了群学就是社会学。

景教授认为，在群学的概念体系和命题体系建立起来之后，我们事实上就有充足的证据否认了中国社会学只有120多年的历史，而是肯定其拥有2000多年悠久绵延的历史；中国社会学史也不再是西方社会学在中国的传播史，而是有自己的本土起源。

那么我们到底该怎么论述和看待社会学与现代性的关系？景教授指出，在西方现代化观中，中国传统文化被认作落后的、愚昧的，必须加以批判和进行“转型”。然而一百多年来的中国探索现代化的实践证明，照搬西方现代化模式在中国的适配性较差，我们必须要搞“中国式现代化”。虽然本土的群学概念和命题并非全部适合中国式现代化，但其核心要义与中国式现代化的需要是一致的。基于此，景老师从四个层面上展开探讨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群学新议题，分别是合群、能群、善群和乐群，这四个层面分别体现了中华文化追求的群己和谐、人伦和美、家国和顺、天下合一的目标和理想。

首先从合群层面上讲：每个人作为社会中的一员，都有“通天下一气”的中介感通，从这个意义上讲，世界万物可以被视为一个有机的普遍联系的整体，因此人类社会的个体与群体绝不是对立隔绝的，而是形成群己贯通的统一关系。

其次在能群层面：中国传统社会是伦理本位的社会，个体作为家庭和家族的一员，必须接受共同的理念、遵循规范和制度，妥善处理以义、利、信、孝、礼、家和宗族为基本主题的群内外的各种关系，做到人伦和美。

接着在善群层面：西方现代化是资本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行为逻辑是零和博弈，追求的是资本增值、垄断和扩张，整个国家治理体系是为保障资本的利益服务的。而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在国家层面上确立人民的地位，国家机器是保障人民权益、为人民服务的，国家的行为逻辑是实现共赢，追求的是团结、合作、人民福祉。因此，家国和顺是绝对的目标、也是相对的常态。

最后在乐群层面：“大同”是中国几千年来的最高社会理想，“为万世开太平”是中国仕人千百年的追求。为了实现这样的目标，必须具备“天下为公”的胸怀和气度，依靠多元一体的原则实现民族融合、政治统一、文化包容和社会和谐。这是中国传统社会中的民族融合机制，也是现代社会处理民族关系乃至不同文明之间相处的应有态度和机制。

总之，我们必须依靠创建人类道义新秩序、人类文明新形态，靠合群、能群、善群和乐群，创造群己和谐、人伦共美、家国和顺、天下和一的新世界。中华文明必须承担对人类文明的历史责任。

最后，景教授再次强调，中国的经验要我们自己总结，中国的问题要我们自己回答。探讨中国社会学的历史基础，是实现中国社会学崛起的现实需要，是解决中国的学术话语权的关键所在，是建立学科自信和文化自信的重中之重。我们要找到自己的根脉，做中国学问的继承和发扬者、而非学术的贩卖者。